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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全国试点推行，在一些城市也已经全面开展。上海、浙江、湖南、江苏等地的垃圾分类已经取得初步效果，相关经验值得总结推广。按照部署，到2022年和2025年，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要实现阶段性目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有必要针对现实中各地存在的共性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加以解决。笔者结合最近到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调研体会，对垃圾分类和科学处置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是规划和制度建设宜先行，设计要科学。

在规划方面，要将垃圾分类纳入“无废城市”建设的格局中予以统筹考虑，将一般工业垃圾的处置和生活垃圾的处置统筹考虑，考虑垃圾分类后干垃圾和有害物质的去处。为此，应当统筹加强垃圾焚烧、垃圾填埋、危险废物处置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浙江绍兴，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处理能力符合未来的发展预期，垃圾分类工作和固废处置工作衔接得很好，不仅城市干净整洁，而且投资企业进园区、进社区，不必担心会有环境违法违规的现象。也就是说，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吸引地方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部分。

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针对垃圾投放、清扫、运输、处置等环节，加强信息共享、经济激励、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在农村面积大的城市，农村和城镇垃圾分类应当分开管理，如市区和区县城区的垃圾分类由城管委负责，农村的垃圾分类由农村和农业部门推动。浙江的一些城市曾经让城管部门负责农村垃圾分类，后来因为工作没有抓手，最后还是改回由农村和农业部门负责。对于农村垃圾分类，可以建立“门前三包”、垃圾分类按户考评、垃圾处理收费、特殊困难户收费减免等制度。有了制度的保障，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才能走得规范、走得更远。

二是建立部门协同和区域考核的体制和制度。

在部门协同方面，可以借鉴江苏苏州、上海和浙江绍兴的经验，建立市级、区县级、乡镇级甚至社区级的部门或者机构协同机制，建立权力清单，让各级各部门和社区机构层层抓落实，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实。如在绍兴，餐厨垃圾的收集和运输由签约的专业处置公司全部负责；而家庭的厨余垃圾，则由环卫部门在垃圾分类系统收集后统一运输至专业公司予以处置。在社区，可以借鉴浙江、上海和江苏的经验，实行居委会、村委会及社区、农村党支部负责制，发挥党组织的保障作用。

在区域考核工作方面，可以借鉴上海、湖南宁乡、苏州和绍兴的经验，建立针对各区域的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指标，实施区域考核制度和财政转移奖罚机制。对于工作落后的区县、乡镇和社区，既追究相关党政负责人的责任，也要按照惩罚规则扣减此区域的财政转移资金。对于考核落后的社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借鉴浙江部分地区的经验，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以提高其认识和组织管理能力。这样做可以层层传导压力。

三是垃圾分类不能搞运动式，急功近利；

要考虑周到，稳中求进，久久为功。

首先，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垃圾分类文明的转型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有组织优势、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这一转型的进程可能加快，但是各地不能寄希望于在一两年内就实现公众行为的根本转变，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基于此，要制定中长期的行动计划。

其次，要讲究适当的推进方法。在推行垃圾分类的早期，通过立法的强制、社区的指导和政府的宣传来综合推动，能够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社区指导员不可能长期深入到每个社区去实地指导和监督，因此垃圾分类工作还是应当慢慢来，稳扎稳打，先易后难。在垃圾分类的指导方法方面，可以采取挂图宣传、视频宣传、APP指导、现场实操演练等相结合的方式，讲究知识性和趣味性，也要考虑不会用智能手机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群的特殊需求。

最后，要方便人民群众。如强行规定只能在早晨或傍晚丢垃圾，这对于在特殊时间工作或者出差的人群是不方便的。因此，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一个社区增加一个24小时都可以投放垃圾的设施。

四是不能大规模撤除社区和街头的垃圾桶。

我国一些学者在对日本、英国伦敦等地撤除街头垃圾桶的现象进行解读时，可能没有结合时代背景，造成了对公众的误导。如有的学者单纯认为，这些城市撤除街头垃圾桶是因为市民的文明素养高。其实，这种解读不全面，撤除垃圾桶还有当时安全保障的考量。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很多城市撤除垃圾桶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奥姆真理教人员往垃圾桶投掷爆炸物品。伦敦也有类似的防恐考量。在美国很多城市，街头垃圾桶很多，但是垃圾桶都是金属网状镂空的，里面套一个可以提走的塑料袋，防恐也是目的之一。

来源：中国环境报

（编辑：小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