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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气候变暖还在持续，人类距离1.5度温升目标仍有很大差距，需要各个国家加倍努力。另一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多边主义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25）的谈判还在胶着中。中国在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百分之百落实承诺的基础上，从务实角度出发，根据最新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成果和国内具体情况， 正在积极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举措和新手段。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热点——为全球升温贡献了25%的甲烷——这一温室气体的关注， 就是其中之一。

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把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作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承诺，坚实不移地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履行其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目标的信号。

12月13日，在COP25的最后一天，中国政府在中国角举办了一场看似平常却具有历史意义的边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甲烷控制与利用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角。赵英民在会议上指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具有减排成本低、响应速度快、协同效益明显的特点，因此减少甲烷排放是短期控制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这是中国气候变化负责人首次在国际场合阐述控制包括甲烷在内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重要意义。此次边会由生态环境部主办，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美国环保协会和甲烷减排合作平台联合承办。

COP25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于12月13日参加“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边会。

多面甲烷的新面孔

事实上，中国目前采取的甲烷管控工作，更多是出于安全和能源利用的角度考虑。比如，2006年，国家发改委将煤层气列入《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并出台多种政策鼓励煤层气的开发利用，目前煤层气的产量已经从2007年的3.3亿立方米增长到2018年的49亿立方米。

甲烷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出现在议事日程上的时间并不长，相关的政策和管控措施也不多。2008年，环保部和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 GB21522-2008》 明确禁止直接排放地面煤层气以及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这是中国最早从环保角度为甲烷设定的排放标准，也是十多年前赵英民主持科技标准司工作时的成果。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规范是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其目的是指导油气企业编制温室气体清单。 

官方频表态 国内甲烷管控工作升级

然而在全球加速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对甲烷的管控工作也开始进入快行道。2019年无疑应被视为中国甲烷管控元年。

今年，生态环境部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将出台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特别是甲烷的政策动向。2019年4月，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的支持下，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和美国环保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甲烷减排合作平台。随后，又在6月的全国低碳日活动中专门设立了甲烷控排专题研讨会，赵英民亦出席了该会议。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表示，非二温室气体控制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未来两三年是推动非二控制的关键时期。 

9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指出，中国将以实现满足《巴黎协定》高水平履约为契机，推动建立覆盖各领域的、各类温室气体的排放监测和统计制度，挖掘煤矿和油气领域甲烷减排潜力，在煤炭资源和行业较为集中的省份推动建立煤矿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示范项目，实现减少甲烷排放、能源资源化利用、污染物协同控制等多重效应。

11月，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下，山西省煤炭甲烷控制机制、目标与技术路径研究项目启动，旨在探索甲烷减排的部省合作机制，寻找经济可行的甲烷控排方案，以更好实现能源革命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在全国低碳日甲烷控排专题研讨会上，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透露，中国正在研究制定“十四五”甲烷控制目标和路径，包括加强部省、部企和部部合作机制，将甲烷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或自愿减排交易体系，建立多元的甲烷排放控制投融资机制。 

国际社会共同控制甲烷排放成为必然趋势

从全球角度看，甲烷控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能源行业的甲烷排放。IPCC在2018年10月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C特别报告》中指出，要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C，需要大幅削减甲烷排放。国际能源署（IEA）政策倡议办公室负责人戴维•特克在中国角的发言中指出，油气行业甲烷排放占全球甲烷排放量的18%，是人为甲烷排放的30%。当前油气行业的甲烷排放占到了油气行业温室气体的15%，未来随着天然气使用量的继续增加，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油气行业的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而根据IEA最近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9》报告，2018年全球煤矿甲烷泄漏量达4000万吨，其排放的甲烷占煤炭行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近10%。 

与此同时，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国家将甲烷控制纳入国家的NDC控制目标。美国环保协会高级副总裁马克•布朗斯丁指出，甲烷的控制是一个全球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解决，国际社会共同控制甲烷排放是必然趋势。他预言COP26会议上将有更多国家将甲烷控制纳入到国家自主减排目标。

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与美国环保协会高级副总裁马克•布朗斯丁于12月13日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边会上交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加快甲烷管控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指出，《巴黎协定》虽然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关于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强制控制的要求，但是未来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重要性将很快突显出来。甲烷回收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甲烷控制成本低且短期降温效应明显，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中国应从“十四五”开始制定甲烷减排目标，努力在2030年实现甲烷与二氧化碳的同步达峰。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中国有能力在2030年实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达峰，通过努力，则可以比二氧化碳更早实现达峰。

多重目标优化的典范

甲烷减排具有气候、环境与能源多重意义。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均会排放甲烷，如能对其进行控制和利用，将能够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增加可用能源、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空气质量和提高职业安全的多方共赢。

作为一种高效的化石能源同时又是强效的温室气体，如果将天然气生产与使用过程中的排放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作为替代燃料将带来显著的气候效益。但是，若不对煤炭行业的甲烷进行有效控制，其生产环节的甲烷排放或使煤炭的气候影响翻倍；如果不对天然气生产和使用环节的甲烷排放进行控制，天然气作为煤炭代替能源的气候效益将被抵消。BP集团政策总监保罗•杰弗瑞斯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BP提出了自己的甲烷减排目标，并于2018年实现了将甲烷排放强度控制在0.2%的目标。这一成果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全球油气行业都能实现这一控制标准，则全球可以减少11%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甲烷减排还有助于控制空气污染。甲烷不仅会对人类健康或农作物生产造成直接伤害，作为对流层臭氧的重要前体物，甲烷浓度的增加还会对全球对流层臭氧浓度带来显著的影响。臭氧（O3）是一种强氧化剂，容易与其他化学物质反应生成有毒的氧化物，对呼吸道健康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甲烷减排成本较低。甲烷不仅仅是温室气体，更是宝贵的燃料资源。国际能源署的研究表明，全球油气行业75%的甲烷泄漏可以通过现有技术得到控制，而45%的甲烷减排为净零成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副主任宋向东表示，甲烷控制同样需要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持，中国在建立碳市场过程中积累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经验可以为甲烷控制提供借鉴。甲烷控制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纳入碳市场。

因此，控制甲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具多重效益的工作，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无疑是一个最优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突破点。

从左至右：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腾飞，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副主任宋向东，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BP集团政策总监保罗•杰弗瑞斯，美国环保协会高级副总裁马克•布朗斯丁，国际能源署策略倡议办公室负责人戴维•特克，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共同参加于12月13日举行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边会。

多领域拓展国际合作

甲烷减排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均对本国甲烷减排目标做出了承诺，它们在减排目标设定和路径识别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而甲烷减排的更多合作将来自于管理和技术层面，特别是在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控制技术、利用技术等方面，各国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都存在很大潜力。这不仅仅需要国家层面的交流，还需要企业、科研机构与非政府机构的参与。

于12月11日在京结束的第十九届国际煤层气研讨会上，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指出，中国的甲烷减排管控还存在着排放基础数据不确定性较大、监管手段及政策法规不完善、企业甲烷减排意识不强等问题。中国甲烷减排需要从夯实科学基础、开展经济分析、推动技术创新、运行市场机制、推动法规政策等方面入手，而这些工作离不开国际上多层次、多主体的广泛合作和经验分享。

在数据方面，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跨界合作已有成功范例。比如，新西兰政府于今年11月7日宣布，将为由美国环保协会发起的甲烷卫星项目注资2600万新西兰元（约合1660万美元）。马克•布朗斯丁介绍，该卫星是一颗范围更广、精度更高、专门用于监测甲烷的卫星，将于2022年发射，届时这些数据将向各国政府、机构开放，可以为各国甲烷管控提供数据核证支持。

在企业合作层面，为作世界最大的油气行业甲烷减排机构，油气气候倡议组织（OGCI）由13个油气公司组成，其年油气产量占全球的近三分之一。OGCI已经承诺到2025年将油气供应链上游的甲烷排放强度减少至0.25%，并将努力推动甲烷减排技术手段的发展，提升企业甲烷管理水平，开发和分享最佳实践，从而实现全球油气行业的甲烷减排。OGCI发起企业BP集团的政策总监保罗•杰弗瑞斯指出，发起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在于可以促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油气行业建立起控制规范，分享控制技术与经验。

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支持下，由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和美国环保协会联合发起成立的甲烷减排合作平台亦成为多方合作的典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边会主持人、清华大学气候院常务副院长李政解释称，甲烷减排合作平台除进行相关的科学和政策研究外，也将组织相关机构和企业开展甲烷减排技术、政策、监测方法、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以推动中国的甲烷减排和管理。

（编辑：逍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