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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个圆圈（三种规则）

模型中环绕着等边三角形的是三个圆圈。它们分别代表三种行为规则：环境道德、党规政纪、法律法规。规则为人们提供行为的可预测性。好的规则可以防止零和博弈，建立正和博弈。如果没有规则或规则有重大缺陷，环境治理是不可能成功的。环境规制、督政和督企都必须依规则（特别是法律法规）办事，否则各方主体之间的互动就是恶性的。良法良规和高水平的环境道德是环境治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环境道德是指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节人与人之间有关环境和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人类自我完善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社会价值形态。环境道德依靠社会舆论、习俗和内心信念的力量，以“应当”如何的方式调节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环境治理中，环境道德是一类不可缺少的行为规则。它适用于人类一切有关生态环境的行为，即包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也包括法律法规虽不禁止，但被一部分社会成员所嫌恶的行为。社会环境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该社会中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严格程度。换言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效性，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还取决于该社会的环境道德水准的配合程度。在一个环境道德水准高的社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一定好。反之亦然。由于环境道德的这些特点，良好的环境治理需要努力提高各方主体的环境道德水准。

党规政纪是指与环境治理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和政府的行政纪律。它们分别适用于约束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公务员。201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就是一部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集党规与政纪为一体的规范性文件。

法律法规是指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并施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与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并施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与环境道德相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大为缩小。它们只适用于规范那些具有广泛的社会危害性并需要以国家强制力加以禁止的有关生态环境的行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底线性，是维护环境治理良性互动的最后防线，任何人都不得违反。其由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就环境治理而言，法律法规的另一个独特的作用是建立环境规制。法律告诉行政机关应当和如何规制企业的产生环境负外部性的行为。

这三个圆圈中，由内向外，第一、二层圆圈用虚线表示，第三层即外层圆圈用实线表示。虚线表示规则具有某种柔性或者局限性，而实线表示规则是刚性的和底线性的。例如，环境道德用虚线表示，意指其作为行为规则的非底线性。某些违反环境道德的行为并不为社会所绝对禁止。党规政纪也用虚线表示，意指其作为行为规则的主体覆盖面的有限性。它只适用于社会的一部分人群（中共党员和公务员）。法律法规则用实线表示，意指其作为行为规则的刚性和底线性。这三个圆圈用正圆形表示，意指它们处于符合环境治理客观需要的理想状态。这三个圆圈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和互相影响的。例如，环境道德为另外两种规则的实现提供土壤和条件，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而另外两种规则的实现则可以促进社会环境道德水平的提升。

模型综合

从整体上看，这个模型表示三种主体（三个角）及其互动（三种关系）都在规则（三个圆圈）的规范下互动。换言之，这种状态是“在完善规则的规范下环境治理主体在环境规制、督政和督企三方面良性互动，各方主体的有关权利（和权力）得到有效行使，义务（职责）得到有效履行，共同助力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当然，现实离这个理想状况尚有很大距离。在现实中，三种互动并非都是良性的，规则的完善性和实施的有效性都存在问题。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三角形不是等边的，圆圈不是圆的或者不是封闭的。这正说明需要为改善现状而针对现实问题努力改进和完善规则。

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原理

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以市场经济为社会背景条件。其逻辑发端于“市场失灵”即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这种负外部性，国家通过立法授权政府实施环境规制。但遗憾的是政府这把“剑”不是一祭就灵的。由于发展观不正确和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等原因，政府也会出现规制不力和规划失误。这种“政府失灵”不仅导致原有的应由政府干预加以克服的环境负外部性得不到克服，而且还会由于政府的规划失误等问题而引起新的、更多、更大的环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督政，由第三方主体如上级党政等依法依规对下级党政的环保履职进行监督。同时还需要督企，由第三方主体中的适格主体依法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进行监督，以提高企业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环境规制、督政和督企都不能乱来，都要依法依规有序进行。规则的完善与否决定了企业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能否被很好地克服。所以模型的逻辑最后落脚到规则的完善上。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规则得到改善之后，环境规制的目的——克服环境负外部性——将得到实现。环境规制源于负外部性的产生，归于负外部性的消失，这是一个自洽的逻辑（见图2）。

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的特点

工具性。本研究中的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属于理论工具，可用于帮助研究者观察和研究环境治理社会现象，找出规则的缺陷，从而完善规则，改进制度。而制度改进将导致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和互动关系的改进，进而促进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模型是有助于环境治理实现其目标的理论工具。

整体性。模型是一个整体。它不仅囊括并抽象表达了中国环境治理的主要主体、主要互动关系和互动所依的规则框架，而且抽象表达了不同互动关系之间的关系和规则框架与主体互动的关系。这种整体性的考察必然带来对环境治理制度顶层设计合理性和环境治理社会成本的关注和思考。它表达了环境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范式。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自洽性。模型的逻辑始于企业所致环境负外部性的发生，终于这种负外部性的消失；始于规则不健全条件下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非良性的互动，终于规则健全或趋于健全条件下的良性互动。这个逻辑线路是自洽的。

理论性。首先，模型是对环境治理现实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环境治理现实中的主体、主体间关系，主体及其互动与规则的关系都以高度抽象的线条和图形表达。其次，模型有明确而规范的理论渊源。这个理论渊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支撑环境治理规则的基础学科理论。其中主要的有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公共经济学部分、新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学的治理与善治理论、伦理学的功利主义理论。第二部分是法学。其中主要的有关于法的概念、法律关系、法律权利和义务等理论。将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理论所公认的消除负外部性的种种对策与我国环境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变成人们的行为规范并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现，是法学家的任务。第三部分是当下我国提出并运用于指导国内环境治理的政治理论，例如2019年10月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和总体目标。其中包括“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个方面，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即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制度就是规则。可以预见，由于这个重要文件的颁布，保障我国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规则体系将更加完善。最后，模型有基础理论的交叉支撑。支撑这个模型的，是上述各基础理论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发生重叠和交叉的部分。这些理论部分既分别属于它们所属学科理论的一部分，又在环境治理问题上重叠和交叉在一起。位于这个交叉点上的这些理论的集合构成了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因此这个模型像一棵“杂交水稻”，是多学科知识“杂交”的结果。例如，微观经济学的“公共品”“外部性”“市场失灵”“规制”；新政治经济学的“政府失灵”“政治关系中的理性经济人”“规则”；政治学的“治理”“制度”“互动”；伦理学的“利益”“效用”“好”“坏”；法学的“法律关系”“权利和义务”等概念和理论，都在环境治理这个交叉点上交汇和融合起来，成为模型的理论基础，为模型的逻辑自洽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局限性。当然，本研究中的模型也不是万能的。例如，它仅适用于观察环境治理主体为了消除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而发生的互动关系，而没有反映生活污染问题。本研究中的模型只是一个初步尝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结论

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研究框架、理论传统、方法论和基本工具。范式的更新往往带来科学的发展。我国当前繁重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任务需要立法者、管理者和研究者探索环境治理研究的新范式。这个新范式需要从整体视角考察和研究环境治理（包括其主体、互动和规则）。本文介绍的模型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这个模型围绕着消除企业生产和经营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这个目标，对环境治理的主体、主体间关系和规则对主体间关系的影响做了高度地抽象和概括。它逻辑自洽并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供环境治理各方主体和研究者参考使用。

编辑：蓝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