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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8日是第十二个“世界海洋日”，主题为“为可持续海洋创新”（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Ocean），也是我国第十三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今年的“世界海洋日”亦不同寻常。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海洋生态系统也不例外，其中渔业受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7年渔业产品出口额达1530亿美元，而2020年该数字将至少下降三分之一。疫情引发的出行和社交限制导致多国渔民不能按时出海捕鱼；饭店、餐馆、水产市场关门，水产品滞销；多个国际水产品展会和交流会被取消，水产品贸易放缓。然而，渔业的“停滞”，却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喘息之机，也促使我们思考和推动行业实现突破。

01.资源养护的“窗口期”

根据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的研究发现，2020年1月1日到4月28日，全球捕捞活动相比过去两年（2018年和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大约6.5%。而从世界卫生组织（WHO）于3月11日正式将新冠肺炎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到4月28日期间，相比前两年的平均值，渔业捕捞活动则下降了近10%[1] 。这或许意外地为全球渔业资源养护提供了空间。

事实上，不可抗力因素带来的捕捞放缓会为资源养护带来“窗口期”，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和北美的渔船被迫征用为补给船或巡逻船服役，大大减少了捕鱼船只的数量。而水雷和潜艇的潜在威胁袭击，更是进一步增加了捕鱼活动的危险程度，导致北海大部分捕鱼活动暂停。有研究人员表示，相比二战前，某些鱼类在欧洲的捕获量下降了60％至80％[2]。曾经被过度捕捞的鳕鱼、黑线鳕等渔业资源量得以补充。6年的战争，使北海变成了“偶然的海洋保护区”，给一度面临压迫的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暂时性的压力缓解[3]。

然而，海洋渔业的资源养护，显然不能寄希望于疫情和战争，而是应该主动实施休渔制度，进行渔业资源养护。  

自1995年起，中国便开始全面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一项重要的资源养护制度。2017年和2018年，根据渔业资源保护的需要，中国农业农村部连续两年对伏季休渔制度进行调整，将所有海区的休渔开始时间统一为5月1日。此外，除钓具外，四大海区的所有作业类型均须休渔，休渔时间总体普遍增加一个月，调整后的休渔期最少为三个月，被称为“史上最严伏休制度”。中国的休渔期制度重在保护主要经济鱼类的产卵期，避免渔民大量捕捞产卵群体和幼鱼。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伏季休渔制度保护了产卵群体和仔稚鱼的生长发育，使得渔业资源密度增加，有效缓解了渔业资源的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被动和主动养护的效果，与海洋物种的生活特征有关。如果休渔期恰好遇到物种的产卵期，则可以保护产卵群体和幼鱼的生长发育，增加海洋渔业资源补充量和密度。此外，对海洋保护区的研究表明，生长快速、寿命短的物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然而，生长缓慢、寿命长的物种（如鳕鱼），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因此，此次短暂疫情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究竟如何，后继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02.渔业管理制度需与时俱进

虽然疫情对渔业的影响还没有定论，但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却日渐显著，尤其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渔业资源分布的改变。 

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对美国近岸海域鱼类资源的研究显示，自1962年以来，北海海底的水温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导致36种当地鱼类中的15种因追随食物游而向北方迁徙，最大迁徙距离达400公里[4]。 

William W.L. Cheung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气候变化导致海洋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向更高纬度和更深的水中迁徙，观测和预测的迁徙速度和深度分别是30-130公里/10年和3.5米/10年[5]。 

许多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温度的变化正在促使大多数温带渔业发生地理转移。到2100年，世界上多达80%的鱼类种群可能穿越一个或多个国家的边界，这势必会引发越来越多的渔业资源纠纷和渔业资源争夺战。

渔业资源争夺战最著名案例之一：东北大西洋地区的“鲭鱼战争”

最引人瞩目的渔业资源争夺战之一便是东北大西洋地区的“鲭鱼战争”。21世纪初，北大西洋地区的鲭鱼资源由欧盟、挪威和法罗群岛根据协议共同管理，分配捕捞配额。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鲭鱼资源分布发生变化，鲭鱼渔场开始向北移动，大量鱼群进入冰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其附近海域。2007年，冰岛开始大量捕捞鲭鱼。冰岛鲭鱼捕捞量的增加遭到欧盟、挪威和法罗群岛这些原有捕捞国家的反对。由于欧盟等国家同时维持着历史捕捞水平，最终导致鲭鱼被过度捕捞，2012年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暂停了对东北大西洋鲭鱼的MSC认证。2016年在欧盟贸易制裁的威胁下，冰岛被迫减少鲭鱼捕捞量，东北大西洋鲭鱼重新获得了MSC认证，然而过度捕捞问题和各鲭鱼捕捞国之间的冲突却未停止。2019年，由于大西洋东北部鲭鱼的数量降至阈值以下，而捕获量仍远高于科学家建议的捕捞水平，MSC认证再次被暂停，欧盟又以贸易制裁威胁冰岛减少捕捞。由此可见，鲭鱼配额之争还在继续。  

“鲭鱼战争”仅仅是一个由于渔业资源分布变化导致国际渔业管理面临重大挑战的案例，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渔业资源地理分布的改变，现有的渔业管理体制将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实现行业突破。 

为此，美国环保协会近日发布了关于“实现气候准备性渔业的路径”报告，对如何解决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生态问题提出了五个具体路径： 

• 尽快落实科学的渔业管理和治理

• 预测未来海洋状况和鱼类种群地理分布的变化

• 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共享渔业的国际管理制度

• 改善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确保海洋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渔业从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s）或干扰中得到恢复

• 在决策中坚持公平和公正的原则，确保气候变化不会加剧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通过这些路径，我们将致力于通过具有适应性和前瞻性的管理方式，提高海洋应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预测未来海洋环境、渔业生产力和鱼类分布变化，努力确保鱼类种群和以鱼为生的社区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时更具韧性。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渔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也给了我们机会重新审视各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路径。今天，我们在反思人类对渔业等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同时，更应当思考如何建立具有气候韧性的海洋渔业和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并利用这次契机加快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制度的完善，保证人类能够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

1.https://globalfishingwatch.org/data-blog/global-fisheries-during-covid-19/ 

2.http://www.environmentandsociety.org/mml/world-war-ii-and-great-acceleration-north-atlantic-fisheries

3.Doug Beare et al,  An unintended experiment in fisheries science: a marine area protected by war results in Mexican waves in fish numbers-at-age, 2010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114-010-0696-5

4.Hare JA., Manderson JP, Nye JA, Alexander MA, Auster PJ, Borggaard DL, et al. Cusk (Brosme brosme) and climate change: assessing the threat to a candidate marine fish species under the US Endangered Species Act. ICES J Mar Sci. 2012; 69(10): 1753–1768. doi: 10.1093/icesjms/fss160 

5.Cheung, W.W.L., V.W.Y. Lam, J.L. Sarmiento, K. Kearney, R. Watson, D. Zeller and D. Pauly (2010), 'Large-scale redistribution of maximum fisheries catch potential in the global ocean under climate change, Global Change Biology 16:24-35

（编辑：逍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