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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给猛禽戴上环志。图片来源：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不久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将遴选5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0%。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迎来“黄金时代”，如何高质量稳步推进，落实最严格的保护，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近日，多位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专家学者在北京进行了一场精彩“论道”。

科学定位 国家公园不是无人区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表示，科学是国家公园严格保护、合理利用的基础，也是规划、布局、监测和治理的基础。

杨锐指出，国家公园首要目标是自然保护和生态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国家公园不能简单理解为‘无人区’，更不能当作城市公园或旅游度假区。”他认为，国家公园应该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他看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背景、规模、速度和难度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很大不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更强调生态保护。我国国家公园多处于偏远地区，从保护和发展、自然保护地与人居环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结构性矛盾来看，其建设难度都是最高的。

国际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国家出台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强调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这一首要功能，明确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作用，是我国近几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经验。

“国家公园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注重历史和未来的演变。有些区域现在看起来很一般，但未来可能极其重要，这需要以国家公园群或更科学的空间布局来完善。”雷光春说。

科学保护 生态保护第一≠生态保护唯一

国家公园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表示，“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而不是建立禁区。“这一点是国际共识。‘保护’在国际上对应的是conservation，英英词典中常见的解释为wise use，意为聪明利用。”

苏杨认为，正因为是“wise use”，国家公园的资源转化与以往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获得收益不同，“国家公园内及周边的原住民、企业等通过各种形式的生态产业化，会直接形成通过保护自然带来经济收益的关系，最终与国家公园形成利益共同体”。

雷光春指出，“更严格的保护”应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有些国家公园把老百姓赶出去，导致一些传统生产方式消失，整个生物群落演变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被保护目标可能无法长期生存。”

“‘生态保护第一’不能误解为‘生态保护唯一’。”杨锐认为，保护本身就是最大的利益。

在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看来，国家公园强调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保护”相对容易把握，但“完整性保护”的尺度并不好把握。“我不赞成所有国家公园都要‘划一条线’。”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国家公园建设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外，还要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筑牢基础。

科学发展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体制机制是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最大压力。”欧阳志云建议，应尽快出台《国家公园法》。

欧阳志云表示，国家公园体制机制建设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管理机构的建设会造成一部分人下岗或换岗；另一方面严格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分别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与自然的亲近程度，资源开发活动应如何限制，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应如何安排等都尚不清晰。

在苏杨看来，世界上所有自然保护地的根本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如果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一律禁止人类活动，就不可能把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苏杨认为，“目前一些核心区划定没有考虑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这样不仅可能给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带来很大负担，甚至可能破坏有些地方已经形成的原住民生产、生活与主要保护对象之间近似共生的有利关系。禁止人类活动后反而不利于保护。”

苏杨建议，做到“科学保护、体制保障”，构建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责权利相配套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愿意并且能够按照科学要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认为，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方参与，共同落地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

“完善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将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产权模糊、权责不清，则会导致管理混乱。”张玉钧表示，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综合性的统一或规范管理，将是一条很好的探索路径。

科学研究 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

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平表示，国家公园的管理发展需要科学研究作支撑，同时国家公园又为更广泛的科研提供了基地，推动了科研平台的建立。

雷光春认为，每个国家公园都可以建立研究平台，并对所有研究团队开放，但每个研究平台都要有顶层设计，这样可以吸纳全社会的研究力量，这是一种重要的广泛参与机制。

对于应该研究哪些课题，马克平认为，首先要满足国家公园的管理和发展需求，其次要作为研究基地支持相关研究，特别是一些长时段的基础研究。除了自然科学外，还应特别重视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杨锐看来，国家公园研究机构要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具有前瞻性和前沿性。与国外的国家公园思想基础不同，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是“人与天谐”。因此，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和多尺度开展研究，共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国家公园还有自然教育的重要价值，科研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把严肃的科学话题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知识。”张玉钧表示。

（编辑：逍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