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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周日晚间七点，“孢子囊电影院”在台北敦南诚品视听室放映《鲸与象》纪录片，并且邀请导演张弘榤以及中华鲸豚协会秘书长李宗翰一起参与映后座谈。原本座谈安排的是片中主角郭祥厦，却因故无法出席。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放映当日早上花莲又有搁浅鲸豚，郭祥厦二话不说就急急忙忙赶往花莲处理了……

一如纪录片中的他，总是在放假时，接到搁浅通报电话，那时即使与朋友约在电影院正准备入场，都得中断行程立即前往现场，而这就是鲸豚搁浅专员郭祥厦的日常。冬天是台湾海域鲸豚搁浅频繁的季节，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4月，就有超过50起的鲸豚搁浅。

2017年11-12月鲸豚搁浅记录，撷取自中华鲸豚协会

代表中华鲸豚协会参与纪录片座谈的李宗翰，是现任秘书长同时也是鲸豚标本制作志工；正职从事保险业的他，每周都会有一个晚上，带领一群志工在研究室进行鲸豚标本制作，如此已持续十九年之久。“鲸豚对我们来说不是研究对象，而是我们的生活。”李宗翰说着。

《鲸与象》完成于2014年，是年轻导演张弘榤刚毕业时的作品。纪录片以鲸豚搁浅处理专员郭祥厦为主轴。张弘榤说，“通常鲸豚搁浅影片最常见的是兽医在镜头前讲述鲸豚死亡的状况，但是我想拍的是这群背后这群志工，默默努力的故事。”

《鲸与象》放映会座谈，导演张弘榤（右）出席映后座谈。张弘榤提供。

志工不足 欠缺经费

张弘榤想起第一次拍摄，去协会找郭祥厦，就遇到鲸豚搁浅通报，马上就跟着出发前往拍摄。不知道该说幸、还是不幸，在此次之前协会已有两年没有进行活体救援，张弘榤开拍不久，就遇上小抹香鲸母子对上岸，救援复健时间长达一周。

张弘榤带着摄影机一到救援现场，正准备拍摄，郭祥厦就过来跟他说：“我们下水的志工不够，请你帮忙。”于是，张弘榤把摄影机交给朋友，换上青蛙装就下水充当志工了。人力不足一直是鲸豚搁浅现场的问题。“每次去救援池拍摄遇到的差不多就固定几位志工而已，非假日时间要能配合的志工很少。”张弘榤说。

救援现场需要很多志工，也需要高额的经费。李宗翰表示，2000年，苗栗搁浅救援的花纹海豚“阿通伯”，那时救援69天，70万。换算下来，救援现场平均一天就需要一万块。“今年公部门提供了150万，每只鲸豚我们都很爱阿，哪些要救哪些不救？能救多少只？”李宗翰无奈的说。

欠缺长期场地 有赖公部门配合

导演张弘榤表示，“台湾目前只有一个合格的救援池，其他大部分简陋，欠缺经费。”李宗翰补充，协会当时已有两年没有进行活体救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场地。”鲸豚上岸，如果动物身体状况太差、无法送回大海，又没有场地，破于无奈只得进行鲸豚的安宁死。公部门曾提供一块土地给协会使用，但是专业救援中心营运需要三亿的费用，十年过去了，在欠缺实际资金下，土地使用期已过，一切又回到原点。

李宗翰接着说，公家单位面对鲸豚救援借水池的需求时，即使表示成败协会承担，但是可能因为怕媒体报导，背负着被检视的压力，大部分是不愿意的，即便愿意也难以长久配合。这是中华鲸豚协会成立21年，却只有塑料池的原因之一。之前曾在关渡国小做鲸豚救援，用的是6米池，意思是鲸豚体型就不能超过4米；于是今年协会又买了10米的塑料水池，幸运获得基隆市政府的支持，提供“八斗子岸置中心”，作为志工培训的上课地点，也可以作为鲸豚搁浅救援场地。

遇上大村鲸 

一直以来，中华鲸豚协会推广海洋教育不遗余力，让我们把场景拉到2月16日举办的“搁浅志工培训课程”；郭祥厦在课程中分享他多年的现场经验，纪轻轻就已参与救援十年的兽医罗婕，也到场分享国内外见闻。

这是该会透过志工训练课程，让民众更认识鲸豚，并了解台湾鲸豚搁浅救援现状的海洋保育教育推广课程。

大村鲸，金磊提供。

今年1月在苗栗外埔渔港发现了搁浅的大型鲸鱼──大村鲸（角岛鲸）。大村鲸是一种神秘的鲸鱼，不常被人们看见他的真面目，直到2003年才被正式命名，目前我们对于大村鲸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2017年5月，大村鲸出现在台湾花莲海域活动，引起大家的惊叹。

这是郭祥厦第二次遇到大村鲸了。根据他记忆，2011年夏天遇到的大村鲸，是活体搁浅，要想办法运送到合适的救援场地；然而这只大村鲸体长八米，重达1000公斤以上，现场40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大村鲸从沙滩上搬上岸、抬上大货车。遗憾的是，运送过程不久，大村鲸就死亡了。

这次的经验显示，遇上大型鲸豚，人力与经验不足都是问题；搬运鲸豚的运送池只有360公分，对于这么大型的鲸豚来说明显不足；甚至动物状况很不好，当时想要将动物安乐死，药剂也不足够。

郭祥厦接受采访的拍摄现场。张弘榤提供。

需要有规模的据点 专业分工吸引更多资源

有十多年处理鲸豚搁浅经验的郭祥厦表示，如能广设救援场地，车程不超过两小时，北、中、南、东皆有设置。然后，设置大型医疗复健中心，甚至需要野外的训练中心，协助鲸豚在野放前逐渐适应大海，这样是最理想的状态。

罗婕是中华鲸豚协会兽医，台大兽医专业学院分子暨比较病理生物学所博士生，经常参与搁浅现场以及鲸豚解剖病理分析。罗婕认为，台湾缺乏完善、有规模的据点执行救援。有非常多人参与，无论是海豚或海龟，但都是身兼数职，甚至是不支薪的帮忙去完成很多计划和协助。

但是，救援任务和教育推广这些事情若要做到好，不可能只由一两个协会或NGO聘雇少量专员或研究助理达成，“国外随便一个组织，可能都是十个聘僱专员以上。”有规模的据点，才能有规模的执行救援任务，由各种专业部门去执行“营销、研究、工程、教推、医疗救援”等活动，并可获得相对应的成果。所谓的资源，绝对不只是政府给的资源，更应该包括那些我们目前不具备足够能力去挖出的资源。

一定的规模可以吸引当地志工聚集，能让政府、企业，或是捐款的一般民众认知到他们给予的资源并非毫无意义，并且吸引更多资源。罗婕在TMMC的时候，发觉他们都有专业负责网络营销的部门，也有专门接洽企业或公众人物捐款部门，即使每个部门的人可能只有1-2位，但是大家可以专注的执行组织所交付的任务。罗婕看到一个成功案例是，大联盟的明星投手，认养了一只小海狮，小海狮以他命名，野放前也会邀请他来做宣传，跟小海狮互动等等，“像这样的模式绝对是双赢。”

鲸豚野放途中。《鲸与象》拍摄现场，张弘榤提供。

海洋公园 应肩负海洋教育责任

台湾不论在北、南、东部都有海洋主题乐园，分别是基隆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屏东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花莲远雄海洋公园，中部也即将有台中海洋生态馆开幕。罗婕表示，圈养生物的海洋公园，也要扛起一部份的责任；因为会去这些地方的亲子很多，若他们能分担部分的教育推广，并使用高规格的医疗设备做救援，对于自己募款来源的组织绝对有利无害。

罗婕说，“我一直相信，你唯有喜欢上这些动物和环境，你才会想保护他们，就像我个人小时候也是从香港海洋公园才开始认识鲸豚一样。”我认为海洋公园必须要带给民众除了愉快之外的感受：你除了喜欢他们，野外的他们也是需要保护的对象。“若海洋公园只做到让游客愉悦，却不教育，是绝对不合格的。”

鲸豚救援的意义

罗婕认为，救援这件事的成就感来源，绝对不只是成功野放，能有持续的照护，持续对于保育的付出，以及成员们持续的交流，都是能够支持所有结构一起走下去的方式。

李宗翰表示，鲸豚是生命一部分，边做边学，是我们的能力与责任；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人会不在，但这些标本还在；标本是国家宝藏！”李宗翰表示，这10年来，搁浅鲸豚体内有塑料的比例增加了，大约10%都会发现塑料。每年搁浅上百只的鲸豚，他认为实际超过上千只，我们看到搁浅的鲸豚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可以做的是：塑料重复使用、减少数量、少消费几次。物种救援的层面广泛，可以告诉我们海洋高阶消费者面临了什么，那陆地上的我们又会面临什么呢？拯救物种，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们。

郭祥厦认为台湾民众普遍对鲸豚了解太少，也期许新设立的海洋保育署能协助推广海洋教育，鼓励青年学子参与鲸豚鲸豚救援。郭祥厦在纪录片中说：“我没办法做拯救地球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争取给有本事拯救地球的那些人，多争取时间给他。我努力去做，是不是可以把某一种物种鲸豚，他灭绝的时间向后推一点点，环境恶化的时间再向后推一点点？我要求不多，一分钟、两分钟就好。如果说全世界都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地球不就有救了吗？”

来自大海的鲸豚，让我们看见台湾拥有的丰富海洋资源以及我们还可以努力的方向。期望更多社会资源挹注，公部门长久配合，早日成立专业具规模的救援中心及据点，让台湾的鲸豚搁浅救援逐日走上轨道。

（编辑：Nicola）